政策性外汇贷款的新政“胎动”于去年年底，国务院要求外管局牵头梳理中俄石油贸易贷款等政策性项目，研究政策性贷款发放方式，规范政策性贷款发放机制，同时探索金融机构配合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建设。

　　外管局已首先与国开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国开行为此新设“外汇管理局委托贷款项目”，外管局将主要针对一些特定的“走出去”的海外投资项目，委托国开行代理贷款业务。

　　委托贷款属于表外业务，被委托的商业银行只收取佣金即代理费，作为中间业务收入。对于并不具备贷前审查、贷后管理等商业银行风控能力的外管局，风险管控将相当程度上依赖被委托的商业银行。“（这意味着）商业银行为外管局打工，外汇融资项目的利差直接转给了外管局。”一位商业银行人士对此颇有微词，并称其中蕴含道德风险。

　　“如果从真实的国家战略意图出发，这一模式有其合理成分。但也意味着外管局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责任。”一位金融专家对此评价，“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风险都向政府集中。”

外储压力

　　2009年以来，中国分别与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签订了600多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每年可获得约7500万吨进口原油保障。

　　比如，据中俄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总计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在此基础上，未来俄方将向中国每年输出1500万吨的原油，输油时间从2011年至2030年。

　　国开行是前述多个项目的主牵头行。此外，中行、进出口行、农行等也有参与。

　　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资金来源单一，外汇资金主要从银行外汇市场购汇而来。但随即也产生一个疑问：既然这些项目都是政府间合作的产物，风险相对锁定，何不另辟蹊径利用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委托贷款既符合商业银行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方向，又能借助商业银行的贷款专业能力，被认为是一项有益的创新。

　　事实上，加速增长、投资渠道却相当有限的外汇储备正成为央行的负担。

　　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人民币一直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也持续快速增长。

　　在2002年之前，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加额一般不超过500亿美元，此后约以每年33%的速度超幅增长。目前，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已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时的1.2万亿美元，三年间翻番为2.4万亿美元。

　　理论上，央行只需保留资产负债表上流动性强的外汇资产，以满足短期外债和三个月内的进口需求，这一数字的合理上限约在五六千亿美元。央行在传统外汇储备投资渠道之外，也在积极考虑安全、收益相对更高的投资渠道。

　　2007年9月成立的中投公司，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从央行购买相应约2000亿美元外汇，用作资本金，用以海外投资和置换汇金。“汇金和中投迈出了第一步，但还没有继续迈下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称。

　　目前，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商业银行和企业都不愿持有过多外汇资产，银行和企业在收到外汇之后均尽可能马上结汇。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幅奇特图景，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天量增长，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头寸紧张，而企业对外汇贷款的需求持续旺盛—由于美元贷款利率远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套利、套汇空间使得银行外汇存款减少的同时，外汇贷款激增。

　　根据5月11日央行发布的数据，4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存贷款余额分别为2043亿和4134亿美元，外汇贷存比已经达到200%，而2009年末这一数字为182%。

　　央行也在努力使外汇资产持有者多样化以分散外汇资产的风险。包括2002年允许银行自购汇补充外汇资本金，所谓“藏汇于银行”。不过，此类交易不提供结汇，银行需自行承担相应汇率风险。

　　同样因为外汇储备激增的压力，国开行和进出口行于2007年被暂停境外发行美元债。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国开行外汇贷款余额979亿美元，仅次于中行。截至今年3月底，国开行外汇贷款余额1010亿美元。进出口行截至2009年底总的贷款余额不到900亿美元。

国开行的苦恼

　　外管局的政策性贷款改革，首选国开行。根据两家机构签订的委托办理贷款协议内容，海外投资类项目或将按照新老划断的原则，即今年起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的长期用汇项目贷款将作为表外业务，作为代理行的国开行收取手续费约为1%-2%。

　　2009年国开行的国际合作业务大部分为“贷款换资源”项目，当年国开行作为银团贷款的牵头行，曾与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签下总金额数百亿美元以上的“贷款换石油”大单，期限均在十年以上。

据知情人透露，国开行已经向商业化转型，国开行的外汇贷款中既有前述性质的政策性贷款，也有国开行自己开拓的商业性业务。

　　目前，国开行已向海外派驻100多个工作组，基本实现了对亚非拉重点国家的全面覆盖，建立了完整的国际合作业务网络，并正在将其开发性金融理念复制到国际合作领域。

　　“海外投资项目最大的风险就是国别风险。因为海外的中长期贷款每笔都是巨额贷款，在一个国家范围内，风险比较集中。”进出口行有关人士表示。

　　“当你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时，会承担较小风险。”参与前述交易的国开行人士则向本刊记者表示，不同银行对风险的判断并不一致。

　　国开行的这些开拓，到底应该算做政策性贷款还是商业性业务？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业内人士提出疑问。

　　“哪些业务属于体现国家战略意图，需要纳入表外业务管理，由国家指定。”有关知情人士表示。

　　对于这一安排，国开行有关人士有些无奈。“我们这类贷款业务利率定价水平还是很高的，收益取决于风险管控能力、定价水平、资产质量。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作为表内业务，获利空间远高于手续费收入。”

　　他认为，目前国开行处于转型成长期，需要做大表内存量规模，才可以有长期稳定的收益来源，一旦作为表外业务，这部分利润就丧失了。“1%-2%的手续费并不优厚。”

　　一位中行人士认为，外管局的委托贷款模式可以拓宽银行的外汇资金来源渠道，表外业务也可使银行不承担风险，“也不占用资本金，减少资本金压力，只赚手续费，利大于弊。”

　　进出口行一位高级人士则认为此举利弊共存。他认为，银行可在不承担重大责任和风险的前提下，放手拓展业务，相当于免费为银行培养一个有国际经验的队伍。

　　“培养一个完整的国际业务团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需要一系列新工具、新技术、新人才，逐渐过渡到国际视野是一个漫长的投入积累过程。”上述进出口行人士如是说，对于近年积极开展国家业务的国开行来说，也很难说已经有成熟的团队。

风险谁担？

　　前述进出口行人士亦坦承，委托贷款也将银行推至道德风险的考验之中。他认为，表外业务对于银行没有压力，无需考虑绩效，贷款过程和结果只受委托人的监管和指导，因此外管局自身承担了更多风险。

　　“利差让外管局吃了，也就是说大部分利益让外管局拿走了，贷后管理和风险责任由谁负主要责任？”一位商业银行人士表示，这一模式最大的风险就是道德风险。

　　“这等于免费让银行试验新业务，银行拿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万一做砸了，由谁背包袱又要一番扯皮。”上述进出口行人士表示，搞不好还会一定程度拖累和干扰银行自身的业务中心，“试想一下，银行有一批人时时刻刻做着和银行本身发展关系有限的事情，动力和责任心如何保证？”

　　一位高级金融专家认为，由于并非利益攸关，无疑会使银行放松风险管理或者缺乏动力，而贷款项目涉及一整套技术，包括判断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特别是判断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国别风险最为复杂，也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不能因‘国家战略’名义忽略或减弱风险管理。‘国家战略’这个帽子之下反而可能蕴藏更大风险，比如挪用资金。”他强调说。

　　上述国开行人士坦承，新模式给国开行的经营将带来改变，对成本预算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会产生一定影响，“从外管局和国开行的委托贷款协议内容看，外管局对新项目要过一手，即外管局将作为银团贷款的组织者和主牵头部门，并由其确定主牵头行。”

　　银团贷款是由获准经营贷款业务的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多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参加而组成的银团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商定的期限和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

　　一位金融专家从风险控制角度直言，外管局此举意味着其从后台走向前台操作，承担了更多风险。“这意味着外管局要建立一个贷款公司，以建立前期项目评审以及贷后管理能力。”进出口银行一位高层人士也称。

　　“国开行承担的一些业务有一定政策性，在现有体制下，这种模式探索了一种新途径，但只适合作为过渡性措施。”接近汇金公司的人如此评价。

　　上述金融专家直言，虽然国家把所有外汇融资项目纳入其管理，对外统一谈判有利执行国家战略，避免多家中资银行间的价格竞争；但另一方面，外管局这样的角色定位也令人担忧。“根本解决方案还是需要改革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和管理制度。”他说。

　　进出口行高层人士则建议用外汇储备购买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境内美元债，后者债信相当于主权信用等级，风险低，又可解决政策性银行的外汇资金来源，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主动开拓了大量带有政策性海内外业务的国开行，到底应是政策性银行还是商业银行？目前，已商业化转型的国开行，债信等级仍未明确，这对其资金成本的影响尚未明朗，也给国开行的前途蒙上阴影。

　　遭索贿200万未从 一企业家被羁押941天

　　本报记者 王俊秀

　　本报5月13日刊发通讯《山西大同：5年前瞒报矿难数名官员落马》，报道了山西省大同市部分官员因5年前瞒报矿难近日纷纷落马的消息。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又从大同市有关方面获悉，已被双规的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高建勋，在其担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职务期间，曾炮制一起冤假错案，令民营企业家张志斌被羁押941天，张所拥有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而张在一审二审法院均被判无罪。

　　“跟我要200万元没给，就弄得家破人亡”

　　大同市金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志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这桩官司的前后经过。

　　2005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张正斌接到一名自称公安局经侦支队工作人员的电话。电话中，这名经侦支队工作人员问他在什么地方，想约他见见。张志斌问什么事，对方称听别人说他销售假冒伪劣润滑油发了财。张志斌说自己从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当即回绝了对方。

　　后来张志斌了解到，这个人是经侦支队所辖大队的一名大队长。由于不敢得罪公安局，张志斌最终还是与这名大队长见了面。面谈中，这名大队长称他们领导“高支”最近手头有些紧，想跟张志斌“借”200万元。张志斌说，他予以拒绝后，这人撂下话称：“在大同市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高支’是何等人物，别说你一个小小卖润滑油的，就连那些开煤矿挣了大钱的老板见了‘高支’也得乖乖的，都得给‘高支’几百万元意思意思，否则就别想在大同地面上混。”

　　张志斌说，他事后得知，这位大队长所说的“高支”，就是时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高建勋。

　　张志斌自觉守法经营，没有理会这一无理要求。然而，就在他拒绝之后一个多月，2005年8月22 日上午，该大队长突然带领20多名民警包围他所经营的大同市金鑫石化有限公司，封存公司全部产品，带走公司10多名员工，驱散公司工人，派人进驻该公司。张志斌当天不在公司，侥幸逃脱。

　　一个月后，张志斌被抓获，曾有媒体报道了这一“全国罕见大案”。2007年，高建勋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起“特大生产伪劣润滑油案”是其主要功绩之一。

　　张志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在他被捕后高建勋跟他说，“你总归还是得见我吧，拿200万那么难啊”。张志斌称自己无罪，高称其在检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个无期。张志斌问能否办取保候审，被告知需要交200万元。后高建勋安排张志斌与家人见面，张让家人筹钱，但家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高建勋就让其家人把库存查封的部分润滑油卖得120万元，全部打到高建勋指定的账户上，后因没有凑够200万元，张志斌未能办理取保候审。

　　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

　　未能办理取保候审，张志斌终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及虚开增值税发票。

　　与他一起被刑拘的，还有公司财务人员王一萍、刘丽芳，生产人员张礼、张格，库管人员史丽珍。因帮弟弟办理润滑油公司建设，张志斌的哥哥张志国也被刑事拘留278天。张志斌的姐姐张志兰，因给公安局长拨打电话反映弟弟被超期羁押问题，在看守所中度过161天。张礼、张格被拘291天。宋小亮是公司的名誉法人代表，实际并不参与公司任何事务，被拘141天……据当时媒体报道，此案涉案人数达33人，后刑拘9人，批准逮捕7人。

　　2006年2月27日，大同市公安局将此案移送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同年9月9日，检察院向大同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发回公安局补充侦查。2007年6月 26日，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再次将该案移送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市检察院指令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检察院向新荣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8年4月21日，新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此案“主要定罪证据存在疑问，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予以证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予确认，判决张志斌等人无罪。

　　后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进行二审，于2008年7月23日作出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最令张志斌想不通的是，这样一起明显的冤假错案，高建勋不仅未受任何处理，反而先是被有关人士“力排众议”提拔为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后来还成为局党委成员，直至近日才因瞒报矿难被双规。

　　至今未能领到国家赔偿

　　经两审法院宣告无罪获得自由后，张志斌多次到大同市公安局，请求大同市公安局解除被查封、扣押的所有财产，并依法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8年9月8日，大同市公安局作出答复，不予解除查封，理由是：“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部分查封、扣押物品由我局代为保管，其余均已依法交职能部门保存管理。是否退还我局不能自行决定，待相关司法机关商定后方可处理。”

　　张志斌不服，向山西省公安厅提出申诉。 2009年4月22日，山西省公安厅向大同市公安局下达了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后者及时给予张志斌等人国家赔偿，并按照《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责令其接到通知后立即开展赔偿工作，并在一个月内将赔偿情况报省厅法制处。

　　此后，大同市公安局作出赔偿决定，承认对张志斌、张志明等10人的刑事拘留违法，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并赔礼道歉，对张志斌经营的大同市金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合法财产解除扣押。

　　但张志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赔偿决定作出后，大同市公安局只是象征性地返还了他一少部分财产，其余大部分被查封扣押财产未予返还。

　　张志斌反映，在其被捕期间，他所拥有的多部车辆成为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公用车辆，“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仅他事后能够找到的部分车辆违法查询结果，就有72条之多。

　　张志斌的大量财产在扣押封存期间，也被公安局非法贱卖。

　　2009年12月底，张志斌等终于等到大同市公安局、大同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决定书，各项累计，赔偿金额共计700多万元人民币。对张志斌提出的其所经营公司受此案件影响5年内盈利损失、原有职工5年内工资、其商标的预期收入及公司无形资产损失等共计4764万元的赔偿请求，大同市公安局认为属于间接损失，不予赔偿。

　　但时至今日，张志斌等仍未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国家赔偿。

　　大同市公安局法制处工作人员表示，针对张志斌的国家赔偿问题，局里已经给市政府打了报告，但什么时候能够批下这笔钱来还不知道。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近日在首届中国金融安全高级人才开发论坛上表示，虽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但“不认为这有现实的风险爆发可能”。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4月20日银监会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介绍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

　　随即有媒体报道，5月初各家银行要向监管层提交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解包还原”后的初步清查报告，而5月中旬，一份对该问题的阶段性汇总报告将会递交到相关管理机构。

　　在徐林看来，“虽然全球不少国家都面临主权债务危机，但是中国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算高，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机构的报告，对于这个债务的估计都是在50%以下，我估计是在40%~50%。”

　　他认为中国和经合组织(OECD)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累计债务占GDP的比重在40%~50%之间。而且中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政府相比有独特的优势，即中国政府的资产非常多，土地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可变现的国有资产，一旦需要可以变现，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但徐林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此前，由于《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所以中国此前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债务管理体系。“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起来，我觉得来得及，不会出问题。”徐林在表明这份信心后，也补充说了句，“但是千万不要去挤这个泡沫。”

　　其实，地方融资平台的搭建也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地方债务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对此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论坛发言稿中也表示，当前，“土地财政”成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隐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半依靠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的结构不合理，农民在土地出让中利益受损，矛盾越来越多。

　　这些都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为此，郑新立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来确定财政收入的支配权，二是推进城市投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筹建公用事业(1975.463,-66.12,-3.24%)投资基金

　　章轲 唐柳杨

　　目前国内纷纷上马、上路的新能源汽车，有多少是真正低碳的？答案是：没有一辆。

　　15日，在北京大学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0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作“新能源发展展望”主题演讲时称：“目前所有的新能源汽车，没有一辆是低碳的。必须寻找到新的技术路线才能生产出低碳汽车来。”

　　李俊峰说，无论是燃料电池的、生物汽油的，还是电动汽车的，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都还做不到低碳，他告诫有些企业，“不能以发展低碳的名义做高碳”。

　　新能源行业研究员、中国投资咨询网顾问李胜茂认为，假如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不与相对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相结合，那么它将沦为一部分企业骗取国家补贴的便利途径。

　　东风汽车(5.28,-0.32,-5.71%)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在上述同一个论坛上说：“由于排放问题和低碳问题，汽车成了矛盾的焦点。作为汽车业界的人士，我们不希望成为第二个房地产，成为众矢之的。”

　　“时髦”新能源汽车

　　目前，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了国内汽车业界的“时髦”。

　　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宣布大力扶持发展新能源汽车，由此掀起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浪潮。在此之前，中国新能源轿车市场还是一片沉寂。本土汽车公司仅比亚迪宣称将进入电动车领域，但该公司并未在市场上投放纯电动车。丰田混合动力轿车普锐斯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几乎是一夜之间，普锐斯代表的混合动力技术便成为鸡肋，进行纯电动车的研发成为全国汽车公司的风尚。不完全统计显示，国内宣称获得纯电动轿车技术的整车公司达40家以上，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目标，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应用达50万辆以上；电动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汽车，不同程度的混合动力汽车比例达到年产量的30%以上；新能源汽车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产业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车平均单车油耗下降30%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李胜茂14日发表文章称：“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公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中，国内几乎所有的主要汽车厂商都有新能源汽车上榜，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超过100个。”

　　李胜茂纳闷，“难道国内已经有这么多企业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生产技术？”他说，显然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在炒作新能源汽车概念。

　　从1991年就开始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电动汽车技术”专项研究的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全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只是到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前夜，但大部分的技术条件还不具备。”

　　“低碳”的路还很长

　　方驰承认：“这么多年，我们在电动车的关键技术上还没有革命性的突破，新材料、新工艺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方向。”他说，目前即便是从行业标准来看，跨国汽车公司也面临着如何降低单位车辆的碳排放问题。

　　15日，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资源与环境处处长徐俊也表示，作为发展方向，新能源汽车肯定是要做的，但目前确实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燃料电池方面的问题等。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也承认，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高端技术尚有一定差距，产品缺乏充分试验验证与改进。

　　盖世汽车网总裁陈文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问题是原创技术缺乏，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多原创技术，但吹得很高。”

　　2009年，国内有20多家整车公司先后宣布成功研制纯电动轿车，数量超过了全球最早从事电动车研发的日本。国内一家民营汽车公司高层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该公司研制的所谓纯电动轿车，是30个人的研发团队在2个月里通过购买其他公司部件组装而成，总花费不超过500万元。但如此的结果，却迎合了绿色节能的概念，使公司一方面增加美誉度，另一方面还能得到政府专项资金补贴。

　　有消息称，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具体实施细则有望在本月底公布。不过，业界对细则应包含的内容分歧较大。

　　□ 本报记者 张志伟

　　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全身隐退房地产业，但这一要求难以做到“一退就灵“，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绝非易事，有几道槛很难跨越。

　　对于国家极力倡导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78家央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高举大旗，做好“公益”的同时，获取应该得到的利益，这才是央企长子的应有之举。

　　妥协于有关方面的压力，匆忙地把78家央企赶出房地产的政策是决策的不当，从这一方面讲，应该说这项政策“不及格”。 迎难而上，敢啃产业调整这根“硬骨头”的战略调整，从这一方面讲，才应该给此政策打八十分以上。

　　3月18日，国资委“勒令” 78家非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随即，各方观点井喷而出，交织融会，纷繁芜杂，有欢呼雀跃，有有限乐观，亦有耿耿于怀……那么央企是否应该果敢退出？是否能做到独善其身？对比近年印度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又该铭记哪些“靓丽”？通过这些疑问的解答，通过解答过程中不同的视角的观察，有专家给“国资委的央企退出房地产新政”打了“不及格”。

　　房价上涨，

　　重打78家央企是否合适？

　　本轮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和疯狂二字粘合在一起，始于2009年下半年，而同时伴随着房价上涨的是全国部分城市“地王”的频出，一眼望去，两者形成了攀比竞生的格局。

　　东西南北诸多“地王”的身份多为央企和国企，这是细心的媒体和有关人士刨根问源并不断昭示的，央企和国企并被“确认”为房价上涨的“元凶”， 被“认定”为国进民退的极力“推动者”，土地市场“搅局者”等等不一而足。有些媒体不惜把“地王”的祖孙八代的关系脉络一一挖掘出来加以曝晒，“地王”遭到频繁围攻。

　　在对“地王”的围攻中，拥有“个大”、“出身”、“不差钱”等优势的央企遭受的“鞭笞”更多一点。一些媒体纷纷发出央企的“兴风作浪”将影响房地产走向的预警报道。央企似乎也“不识时务”，在全国两会期间众口铄金的情势下，居然还“不讲政治”。今年3月15日，中信地产、中国远洋(10.61,-0.52,-4.67%)、中国兵器集团等三家央企在北京一举拿下三幅天价地块，于是各界异口同声把对“央企地王”的质疑推到顶峰。

　　有媒体报道，央企，作为共和国长子，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国家下决心调控楼市的关键时刻，却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有媒体细数央企地王四宗罪：制造地王，给民众传递错误信号，损害国家政策的公信力；一旦房价回调，买单者将是全体人民；大量的信贷资源将继续流向房地产领域，这会进一步推高房地产蕴含的金融风险；央企应给全社会倡导投资制造业，投资实业的风尚。有媒体对央企加以简练概括：“央企是什么？地王来解答”。

　　央企及央企的管理者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国务院国资委3月19日宣布，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要退出房地产业务，并且要在15个工作日内制订有序退出的方案。

　　消息一出，肯定、赞扬之声迭起，普遍认为国资委能在第一时间就一些央企，特别是主业不是房地产的央企“抢地”行为给出回应，这个姿态首先值得肯定；78家央企的退出，有望改变央企巨额资金不断入市推高房价的态势，是楼市“去泡沫化”的开始。

　　在一片叫好欢呼声中，也有部分学者尖锐地指出，78家央企退出在抑制房价方面作用不大。不可否认，央企“地王”对房价上涨产生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房价上涨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地王”的产生与价高者得的招拍挂制度也难逃干系。国资委的要求想做一个姿态，更多的是考虑到百姓对高房价的呼声。

　　业内对这一退出报以“有限乐观”，且担忧16家房地产央企和一些民营房企在“价高者得”的机制下，仍有可能再次捧出新“地王”。欲平抑地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游戏规则的改革和竞争主体的调整应同步进行。

　　事实也证明这些“有限乐观”的学者的观点更为洞中肯綮。在国资委明确非房地产主业的78家央企要退出的情况下，房价依然难遏加快上涨的步伐。3月29日，国土部公布一系列数据报告，用“租价比”的概念换算中国房价，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和青岛等重点监控城市的住宅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泡沫。4月份，北京通州现“海南式疯狂”，房价“奔三”，也出现了民营企业中弘地产一天涨价4000元的上涨神话。在通州的地产开发商，除了北京金隅和北京住总是“国字头”外，绝大多数是通州本地房企和民营开发商。

　　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也未能阻止新“地王”的诞生，4月2日的吉林长春，国企背景的永辉房地产公司与民企龙创地产上演了一场争地大战。在经过241次的争夺之后，后者以7亿元的总价、287%的溢价率摘下了长春的“新地王”。有关专家认为，抢夺土地的企业也逐渐多元化，土地市场的“着火点”依然随处可见。

　　78家央企的退出，市场忧虑难消。直到近日国务院发布二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50%等更为严厉的地产调控措施，房价上涨才有了些退潮的迹象。

　　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

　　能做到“一退就灵”吗？

　　有部分业内专家认为，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全身隐退房地产是过激之举，并且难以做到“一退就灵”，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决非易事，有几道槛很难跨越。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国资委主要负责央企的人事变动和业绩考核，以及重大事项决定。国资委出台禁令，限制78家央企投资房地产业，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即使这方面不存在障碍，但具体做起来难度仍然不小。需要解决几大难题：

　　第一道难题是地王项目应该转给谁。78家央企手里的地王项目，是政府收回重新拿到市场竞拍，还是直接协议转让给其它企业？重新拍卖则是对交易规则的“大不敬”，并且“地王”并不都是“香饽饽”，不少是烫手的山药，对这些交易“困难户”，民营企业大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有可能接盘的是16家主营房地产的央企。

　　地王项目不可能坐地消失，地产开发商也不可能做到“高地价低房价”，依此推断，16家主营房地产的央企的垄断地位将更加巩固，这存在产生更多地王的风险，从而使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来“逼退”房价过初衷成为空中楼阁，成了有关专家所担心的那样，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第二道难题：“退出”如何绕过公司程序。著名国有资产法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指出，“这次转让至少得按公司法程序进行。按照公司法规定，如果所处置资产占公司总资产比例小于5%，股东可以自行决定；如果所占比例大于5%，则需要全体股东大会的广大股民投票决定，通过后才可将房地产资产剥离出去， 对于国有重大资产剥离重组还需要将评估报告上交财政部或国资委等部门批准”。这些必走的程序，就是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的一道道的阻隔。

　　第三道难题：“退出”具体操作中如何实施。按照2009年5月1日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要求，中央企业的资产必须要通过产权交易机构挂牌转让，通过产权交易机构股权转让，可以说这是央企目前退出房地产的华山之路。但是78家央企地产业务十分庞杂，动辄涉及几千亿元资产，一个企业旗下往往拥有数十家子公司，而各个子公司都拥有一定的地产资源，央企单是摸清自家的地产资产都非常困难，更不要提梳理其中错综复杂的股权结构了。既使可以挂牌转让了，挂牌转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怎么评估转让，这既要考虑净资产、又要考虑土地增值、企业无形资产增值，以防国有资产流失。这些“繁文缛节”，的确令人头疼。

　　业内专家指出，国资委此次的“勒退令”效果难测，体制的问题最终需要寻求体制层面的解决之道，靠临时性的行政规定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最终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事实亦如此，“勒退令”发布以来，回应的央企寥寥。除中远集团通过产权交易所减持远洋地产的股份，动作较大之外，其他的似乎还在默默“耕耘”中。

　　齐步退出之外

　　有无更佳“处方”？

　　有专家认为，房地产业发展的“机理”很复杂，假如泡沫存在，而是早就存在的“机理”使然，许多复杂问题并不会因为简单的“退出”就解决了。就房地产本身而言，应该采取积极的系统调控措施。就78家被质疑推高房价的央企而言，全面退出自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应该尊重企业的本身特质，望闻问切，需要急诊的急诊，需要缓疗的缓疗，并且对症下药，是宜疏不宜堵的。

　　也有专家认为，78家央企的全身而退，是国家政策对市场呼声的积极回应，是此轮房地产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有望对央企盲目拿地的现象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对目前土地市场的种种非理性现象也将发挥警示效应。但政策的颁布有些唐突，有欠周全之处。

　　在不理解、甚至指责声中，要明鉴78家央企选择全身退出房地产之外有无更好的“处方”？首先应该厘清央企的定位以及央企目前的要素禀赋。

　　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的坚定支持者代表，学者马光远发文指出，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里程碑，正式提出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战略，明确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据此对央企的明确定位，马光远认定央企也是普通的经济组织，逐利是其天然属性的观点不仅违背中央精神，更是颠覆了3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共识和大方向，中央企业投资房地产都具有极大的弊端，但也有学者针对马光远先生的观点给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首先，目前央企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近10年的快速增长，央企效益普遍较好，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开始的2008年，宝钢手中曾握有500亿现金而能做到“环视逡巡”。同时在信贷宽松的背景下，央企借钱相对容易，融资成本相对要低。对央企资金的疏导是一大难题。其次，国资委近年对央企的考核越来越指标化、数字化。这些是央企在做足“公益”背后的“枷锁”。央企追逐盈利也是水到渠成的。其三，住房也是分“梯级”的，对于国家极力倡导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央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高举大旗，利用自己在房地产行业的技术、设施以及人员的储备，做好“公益”的同时，获取应该到到的利益，岂不是形成多赢的格局。这是符合“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的标准要求的。

　　另外，78家央企从事房地产业务也有“难言之隐”。非房地产主业央企情况各有不同，许多企业从事房地产业务并不是盲目进入，而是存在历史原因，78户央企中包括由于重组了地方企业而拥有房地产业务的央企，因为所属企业在独立的工矿区或采煤塌陷区，厂区设施、职工住房等需要自行开发的央企，以及本来就有房地产业务，但并未被列为主业的建筑施工类央企。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这些“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答案依然未知。

　　此外，一些央企上市公司退出房地产必定会涉及到股民利益；一些央企电厂因为城市扩张必须关停，其自有土地能不能开发涉及到工人如何安置的问题。

　　另外，也有专家认为，从国资委的角度看，并不是要消灭掉央企的房地产业务，也不可能把这些房地产公司关张，更不可能迫使国有资本放弃房地产领域的利益，国资委的责任是制定好机制，能够在某些央企举止行为比较“张狂”时候，能够反映出来，并且通过机制及时遏制，而不是因噎废食。

　　有不少专家根据央企资金流充裕等具有的秉赋特征，开出了另外针对性药方。就是学习印度大企业的模式，采取不同的多元化策略。

　　印度企业

　　“独具蹊径”的快速成长模式

　　在今年福布斯评选的全球富豪榜上，印度人的表现分外抢眼，前五位富豪中有两位来自印度——印度信实工业集团CEO穆克什·安巴尼以290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第四位，印度米塔尔钢铁集团所有者拉可希米·米塔尔以净资产287亿美元，排名第五位。在印度企业界，耀眼的不只是这两位富豪和他们背后的企业帝国，如今很多全球赫赫有名的行业巨头是来自印度。

　　印度企业的快速成长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球的研究者。据专家观察，印度企业能够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是很多大型企业在多年发展历程中有那么鲜明的几招：“以我为主”紧盯海外市场；选择了独具特色的多元化之路，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强身健体”后再多元；在成长中善于把握时机，主业也是“择机而成”，而非拘泥设限；借力国际化职业经理人，这一方面与政府的从中撮合也功不可没。

　　其根本原因是印度的大型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能够做到自主选择发展战略。

　　印度企业最具代表性的是信实工业集团和塔塔集团。1966年，信实工业集团创始人迪鲁巴依，从纺织厂起步，开始了他改写印度商业史的神奇之旅。1977年，信实纺织厂公开上市，20世纪80年末，在垄断了印度化纤生产之后，信实工业集团1991年成功打入石油产业。两年后，信实炼油私营公司成功上市，并逐步建立起庞大的石油化工综合企业，之后的扩张仍是“不知疲倦”，信实工业集团相继进入金融服务及保险、电力、电信、超市连锁等产业。专家指出，信实集团永不停歇的做着加法，主业的变化也是独具特色的，并且能够做到“瞭望星空”。其多元化的理念也是匠心独运的，这就是在各部门中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全球化运营。

　　塔塔集团的故事虽然有着不一样的曲折，但脉络却大致相当，从贸易公司起家，首先进入纺织业，后又进入钢铁、酒店、汽车等传统行业。传统行业地位稳固后，上世纪80年代，塔塔集团开始向电信、生物技术、保险、生命科学和软件服务业扩展。

　　印度私营企业在“做足”本国市场后，大都将触角快速伸向国际市场。据印度工商联合会统计，过去8年间印度公司共收购了300多家海外企业，总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印度企业海外收购的战略非常值得借鉴。印度企业往往采取“以我为主”式的全球资源整合策略，从自身特点和业务拓展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找可供整合的资源，特别注重从产业链的角度收购那些有助于提升公司全球竞争力的资产。印度企业很善于利用所获得的资源，使被并购的企业获得重生。如米塔尔集团被称为“捡破烂能手”，因为它“下手”的对象经常是别人不屑一顾的“垃圾企业”。

　　印度政府对海外留学人员大打“故乡牌”。在已经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的印度企业中，依靠具有“国际视野”印度人职业经理人运营企业已成为常见现象。执著地专注于成长和创新、高度利他主义的经商哲学、高度的坚韧力和诚信度、更为正式和职业化的人际关系取向，这是印度职业经理人的特质。

　　印度企业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化”路径，为78家央企的道路取向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

　　从印度大企业模式

　　看“78家央企”的主业取向

　　有关专家认为，78家央企大可不必全面退出房地产，而是作一定选择性的、约束性的政策使之在房地产行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这才是央企长子的应有之举。也有某些专家尖锐地指出，妥协于有关方面的压力，“匆忙”地把78家央企“赶出”房地产的政策是决策的不当，应该给这项政策“不及格”。

　　但也有专家指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是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之大势，主动求变。央企的现状是什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荣曾做出明确定位：“尽管现在利润不错，但我认为，持续的后劲不足”；央企现在要做什吗？李荣融也给以清晰圈定：“央企和一般的企业不一样，必须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持续稳定的背后是技术和产品”，“央企现在留着钱干什么。我就是要加大研发”；央企未来要做什吗？李荣融主任前瞻地指出：国有资本要进入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领域。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是与这些判断一脉相承的，是迎难而上，敢啃产业调整这根“硬骨头”的体现，从这一方面讲，应该给此政策打八十分以上。

　　在深入研究两方观点后，有专家“总结陈词”如下：

　　其一，多一些放权，少一些约束。

　　应该尽快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国资委应该做好出资人的应尽职责。央企的管理者大可不必再为央企确定主业，“政企分开”喊了那么多年，应该遵循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不应该以统一命令要求央企退出某一领域，从78家央企看，并不是一道命令就“切掉”盘根错节利益链，“强切”可能会牵扯出更多的问题。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质，企业完全有可能根据变化而修正、甚至改变主业。印度某些大型企业善于把握机会，进军不同的领域快速做大做强，重要原因在于机制灵活，“婆婆”少。央企也已经历经风雨，现已长大成人，有的还“财大气粗”，央企的领导尽可以放宽心，多让他们自己做主。

　　其二，多一些心平气和，少一些匆忙。

　　突然“勒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这似乎受到了一定外部压力，有“着急上火”的嫌疑。产业结构调整的确是中国目前经济转型中的“硬骨头”，央企同样面临如此难题，但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心平气和，找对路子，着急上火则可能出“昏招”，从而事倍功半。

　　偏重研发可能不如“拿来”，“拿来主义”值得重读。毫无疑问，研发是复兴中国必要和必须走的道路，但根据目前实际的人力资源、研发设施等基础条件，研发过程中的风险自然不可小觑。印度企业则很善于“拿来”， 在各部门中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根据央企现金流充足的现状，“拿来”应是不错的捷径。

　　其三，多一些前瞻，少一些谨慎。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央企负责人讲，央企在做各种金融衍生品业务，有盈有亏，亏损居多，赢的是个位数，输的是两位数；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干实业，不要东张西望，因为“辛苦钱可靠”。对这些领导到人的讲话要辩证地看，在某些阶段，某些领域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一定的“心有余悸”有利于企业防范风险，但不能因之而过于谨慎。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企业过于“独善其身”了，已经失去了不少机会，央企除了抓研发之外，应该抓住国际资源价格不是很高的“机会导向”，把眼前的利益处理好。同时，根据目前某些央企资金流、人才储备等较为优越的条件，借鉴印度模式，瞄准海外市场，加快多元化，应是当下该有的选择。管理者应该借鉴印度政府的一些做法，帮助央企引进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帮助企业理顺对环境、核心竞争力等关键要素的清楚认识，排查风险，提高成功率。

　　针对78家央企可引导其有选择性、约束性地在房地产行业发挥作用，这才是央企管理者的智慧之举。

　　对欧元升值是4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微升的主要原因。4月份，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基本稳定。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市场担心欧元区经济前景趋于黯淡，看空欧元的情绪较为高涨导致欧元下跌，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从4月1日的9.2466下跌至30日的9.038。

　　5月份，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进一步走低，截至5月14日收盘较月初下跌逾5%。5月以来受投资者避险情绪影响，美元指数持续走高。截至5月15日，美元指数收报86.2900，创下12个月新高。分析人士指出，5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可能进一步走高。(任晓)